近百年寒暑，臺中一中在歲月的粹鍊下依舊屹立，一年一年的新血注入，從未間斷。然而時間的洪流沖淡了人們的記憶，日出日落，學生來來去去，那一段艱辛的創校歷程，已鮮為人知。
       日治時期大正二年（民國二年,西元1913年），臺灣熱心教育人士林烈堂、林熊徵、林献堂、辜顯榮、蔡蓮舫等人為了喚醒台灣人民意識及文化覺醒；經由林烈堂捐土地一萬五千坪，加上其他創校委員奔走勸募，共募得二十四萬八千八百二十圓，於大正四年（民國四年,西元1915年）創立本校，名為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於是，第一所培育臺灣青年的學校終於誕生。
大正四年（民國四年,西元1915年）四月首度招生，錄取四年制新生兩班一百名，並每年錄取新生兩班。本校改稱為臺灣公立臺中高等普通學校。大正十年（民國十年,西元1921年），改稱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等學校，並改為五年制。昭和一年（民國十五年,西元1926年），建校工作全部告成，宏模粗具，昭和十一年（民國廿五年,西元1936年）起每年招收三班新生。
       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臺灣光復後，我們的校務益加蓬勃發展。民國三十四年（昭和二十年,西元1945年），易名為臺灣省立第一中學，學制初級三年，高級三年，招收新生高初中各三班，並於十二月任命金樹榮先生為本校光復後首任校長。 
       民國卅六年成立軍樂隊，開全台各校樂隊之先聲。卅七年，教育部朱部長家模率團扺視察，評列本校為全國廿所優良示範中學之一，本校第二屆校友建碑銘曰：「毋負今日」，作為本校精神的象徵。 
       民國四十三年，宋新民先生接掌本校，同年並奉令籌設翁子分部。四十五年，興建自然科學館。 
       民國四十九年，黃金鰲先生接掌本校，同年，敬業樓開始興建，五十三年又興建麗澤樓。民國五十六年，周封岐先生繼任校長。五十七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教翁子分部獨立為省立豐原高級中學。
       民國五十八年，段茂廷先生接掌本校。五十九年本校更名為臺灣省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並奉准拆除紅樓及平房，逐步興建莊敬樓、圖書館及慎思樓。
       民國七十年，湯孝彬先生接掌校務，以誠正勤樸加強行政功能，注意研究發展。七十一年，籌建學生宿舍大樓，教育廳指定本校為數學科媒體製作中心學校。　 　
       七十六年八月，陳繼統先生接掌本校。成立數理資優班，培植基礎科學人才，如科學館之興建，改建網球場、籃球場、排球場並開闢生物活體中心，美化校園。同時因應社會急劇變化，以開明作風成立學生自治團體。
       民國八十四年陳時宗先生繼任本校校長，徹底解決各教學大樓漏雨的問題，新建游泳池，敬業樓易地改建工程等，並積極持續推展科學教育、重視人文科學。八十五年，成立美術班，以培養藝術人才，並秉持「保持第一」的優良傳統。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蔡瑞榮校長奉教育部聘任，接掌本校。無論在教學、行政各方面，皆以「學生第一，教學為先」，對應興應革之事，均全力以赴。首先，秉持企業經營理念，整理規劃電腦中心，架設Ｔ１校內網際網路，注重品質管理，增進行政效能。完成體育運動大樓，增加師生運動休閒場地；尊重老師專業自主能力，提昇 教育專業品質，針對多元化入學，推展多元化、有效能的教學，推動教師教學評鑑制度。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一日本校改制為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蔡炳坤先生經校長遴選新制，榮聘接掌校務，本著「學生第一、教師專業、家長參與、行政效率」的辦學理念，積極規劃「中一中藝術中心」、「V.I.S視覺識別系統」、「與外國學校建立短期語文進修合作」、「校園網路整合」等，努力營造多元化、國際化、人文與科技並重、學業與社團齊進的校園文化，以傳承自主自律、自尊尊人的自由學風，打造「生命活力中一中、優質卓越中一中」。
       民國九十七年八月，郭伯嘉校長經遴選，榮聘接掌校務。本著「誠懇、歡喜、踏實、積極」的態度，著力於強化行政效能、建置學校資訊發展平台、進行永續校園的規 劃工作，以建立安全、和諧且健康的校園；培養學生多元學習、激勵多元潛能的積極態度，拓展宏觀視野、人文與科技素養並重；並結合校友、家長及地方資源，共 塑學校永續發展願景；結合家長會、媽媽聯誼會及社會資源，成立台中一中野薑花基金會，專款照護經濟弱勢學生。
       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現任陳木柱校長經遴選，榮聘執掌校務。以菁英、典範、精緻、卓越為校務發展願景。提供學生探索發展、激發潛能的多元及專題課程；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結合一中願景發展學校特色; 強化學生民主素養，孕育一流的創發、領袖人才。培養中一中學生：自期成為第一流的人物，努力研讀第一流的知識，積極從事第一流的作為；傳承「第一」的優良傳統，維持「第一」的社會形象，開啟「第一」的光榮前程。

 

創校五先賢事略


林熊徵先生事略

       林熊徵先生之高祖父林平侯十六歲來台，從鹽務上發跡，兼及台灣與大陸近海之貿易，後積極開墾荒地，而建立了林家的大基業。

       平侯兼善公益事業，又注重慈善文教活動。建立「永澤堂」，購買良田數百甲，設置義田，以濟助貧士。此外，如捐款修建淡水文廟，省城貢院、義倉及台南海東書院（當時全台最大書院），又在淡水購置六所「學田」，以其收入，嘉惠淡水廳諸生。

       平侯有五子，其中以三子國華與五子國芳才氣縱橫，最為傑出。清同治初年，板橋士紳與林國華長子林維讓合設大觀書社，集合漳泉文士，品評詩文，講授文義。不久，又於板橋設置大觀義學，不惜重金禮聘福建文人書家來義學講學，使台北地區文風丕變，板橋也成為台灣北部的文化中心。由於林家的鼓勵，使得人才輩出，尤其是林家的第二代林國芳，與第三代林維讓於咸豐年間先後中舉，這是很大的榮譽，對台灣北部的文風影響很大。

       林維讓之孫，林熊徵先生早年參與同盟會，捐款支助革命志士。日據時代為保民族文化。也不讓先人專美於前，設立「薇風會」，以獎學金方式，資助省籍青年赴日深造，在數百人之上。台灣光復，協助政府接收工作，多次撥款為地方盡力，嗣後就任華南商銀董事長。林熊徵先生於民國卅五年過世，家人遵其遺囑，秉承遺志，設立「林熊徵學田基金會」與「薇閣育幼院」，二者合計有五千兩百市畝，實為台灣公益事業空前之壯舉，可謂秉承先人獎勵教育，樂於助人之遺風也。

       林熊徵先生娶盛宣懷（招商局長）之女為妻，而參與了盛宣懷所主持的漢冶萍公司，政商關係良好，對其聲望及事業亦大有助益。其事業尚有台北製油、台北製糖、大同米穀、台灣日日新報及大永興業等。其弟林熊祥先生則為台灣早期有名書法家。

       民國三年，台灣中北部人士十七人，為抗拒日人之殖民教育、奴化教育與愚民政策，乃積極籌劃台灣人設置中學之舉，以期台灣子弟有受中等教育機會。霧峰林家林烈堂、獻堂昆仲首倡其議，板橋林柏壽、林熊徵等應之，乃共同推選林烈堂、林獻堂、林熊徵、蔡蓮舫、辜顯榮五人為創立委員，經多方努力，捐錢獻地，而於次年五月創建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即台中一中）。

       唯民國十年，以林獻堂為首所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被視為爭取台胞民權之代表性活動。其於台灣之民主運動意義非凡。而辜顯榮、林熊徵等人，在日人授意下組成「公益會」，來對抗議會請願運動，可謂玉中之瑕也。林熊徵先生哲嗣明成先生，繼其業，承其志，自民國卅七年創設「林熊徵學田基金會」。

       四十餘年來，接受「學田」支助之青年學子在三千人以上，均有卓越表現，宋楚瑜、蕭萬長、魏鏞等均蒙其獎助，而完成學業。又熱心贊助各項文教活動，設置各種獎學金，以勵風氣，並分贈「四庫全書薈要」給中央圖書館、輔仁大學、政戰學校等，贈送「四庫全書」給東吳大學，以勵教育，其精神蓋秉承薇閣先生樂善好施之遺風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規模遠舉，足為範式焉。

林烈堂先生事略

       霧峰林家自遷台第三代林甲寅開始壯大基業，由於治家有方，數十年間就在大裡至霧峰一帶打下一片天地。林家於光緒到日據時代，代有才人出，其中以林烈堂、林獻堂最為傑出。

　　林烈堂先生諱大模，名朝璣，號少儀，字烈堂，生於光緒二年。獻堂先生生於光緒七年，堂兄弟二人相差五歲。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春天，林烈堂祖母羅太夫人八秩大壽，獻堂本擬撥萬金來辦理慈善事業，使祝壽更具意義，兄弟商議未得結果。

　　日據時代，台灣在日人殖民統治之下，教育政策主要在傳授日語和基本技藝教育，台灣同胞在日人奴化教育，愚民政策下，教育機會與日人極不平等。有一彰化名士甘得中乃建議創立獎學金，以資助優秀學生向學，但始終意見分歧，莫衷一是，最後決定要創立一所收納台灣子弟的私立中學，使台灣子弟不必再受日人之歧視與差別待遇。

　　商議既定，獻堂於是增加捐款一倍，並與長房之烈堂，二房之紀堂諸從兄積極籌劃建校事宜；於是召集中北部士紳辜顯榮、吳德功、蔡蓮舫、林熊徵等十七人聯名，共襄盛舉，在數月之間就募得二十四萬八千八百二十圓（中部捐款達十四萬八千餘元，約佔百分之六十）。

　　當時選出建設委員十一人：新竹廳鄭拱辰，台北廳林熊徵、李景盛，台南廳陳中和，嘉義廳徐傑夫，南投廳林目汀，台中廳林烈堂、蔡蓮舫、林獻堂、吳鸞旂，辜顯榮。並公推林烈堂為委員長。

　　林烈堂先生自幼攻讀國學，造詣頗深。加上豪門世家，生性豪邁，樂於助人，對於地方公益事業，他都熱心支持。在政治上，他則採取溫和的態度，儘量博取日人的認同，更不會與日人起正面衝突，因為他看清當時的局勢，與日人抗爭，恐怕於事無補，因此，與日人關係和諧，歷任台中廳參事、州市協議會員，嘉義製腦組合長，台中製糖會社社長，台灣商工銀行董事兼監察人等職。

　　林烈堂先生儘管歷任公私要職，但平生最有意義的事莫過於創立台中一中了。於民國三年九月商議設校既定，乃向台灣總督佐久間提出請願。十一月，得到設校準許，但日人條件是必須自籌建設經費及校地。林烈堂乃慨然捐出台中市新高町百十八番地之壹萬五仟坪土地。當時種植樟腦樹，樟腦樹正是林家發祥之樹種，在此建校，正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偉大事業。於是，公推林烈堂、林獻堂、林熊徵、蔡蓮舫、辜顯榮五人為創立委員，並以林烈堂為創立委員長。林烈堂又於民國廿五年與地方士紳張煥珪、郭頂順等人發起籌設「私立台中商業專修學校」（今新民商工），捐款捐地用心感人。

　　霧峰林家與台中一中關係之密切，由此可見，林家對台灣教育事業之貢獻，亦有目共睹，數十年來培育十幾萬社會棟樑之才，斯社會之福也，凡我學子，莫不感焉。

林獻堂先生事略

       林獻堂先生名大椿，號灌園，字獻堂。卓犖不俗，少有大志。在十五歲那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台澎割讓給日本，他奉祖母羅太夫人之命，舉家回泉州避難。

　　兩年後，再保護家小安全返台，其時，他已深感亡國之痛。而他一生事業的轉捩點是在光緒卅二年（時年廿七），在日本奈良旅舍中，邂逅了有革新思潮的梁啟超。兩人雖言語不通暢，但一見如故，林獻堂對台胞飽受日人壓迫之事，向梁啟超請教台灣該如何自處？梁任公告訴他：「中國在今後三十年，絕無能力幫助台胞爭取自由，....最好倣傚愛爾蘭人對付英國的方法，厚結日本中央政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胞。」這一席話，點醒了林獻堂，此後五十年間，他一直採用政治手段，走議會路線與日本人週旋到底，可謂其來有自。

　　林獻堂先生返台之後，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春，邀請梁任公來台作十日遊。梁任公及女公子令嫻即下榻於萊園之五桂樓，每日與「櫟社」社員聚會，詩酒唱和，並談論台灣的前途。梁任公有詩相贈：「劫灰經眼塵塵改，華髮侵顛日日新。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民國十三年夏，林獻堂還在萊園辦了一所暑期林間學校，一時全台志士雲集，蔣渭水、楊肇嘉、羅萬　諸人皆參與其事。

　　林獻堂先生於民國四年，與其堂兄烈堂（大伯父林文鳳之子）與中北部人士十七人，創辦台灣人的第一所中學－台中一中，其矢志教育台灣同胞，厥功偉矣。以後林獻堂先生的心力仍在鼓吹民主，提高台灣人地位及喚醒民族意識，要求日本人撤銷「六三法案」。民國九年，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新民會」，推舉林獻堂為會長，蔡惠如為副會長，推動政治改革運動。出版「台灣青年」月刊。十年，開始從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提出十五次請願，終未如願。十年又組成「台灣文化協會」，眾人推選林獻堂擔任總理。以後即以發行報刊、文化叢書及舉辦各種講習會，來鼓吹台灣的民主運動。台灣總督府迫於時勢，於是任命林獻堂為第一屆總督府評議會員。民國十二年，日人為抵制議會請願運動，大肆拘捕重要同志六十餘人，一時風聲鶴唳，此即「治警事件」，林獻堂治病於關仔嶺，倖免於難。不久，被免總督府評議員，仍擔任「台灣民報」社長。

　　民國卅五年，林獻堂先生被台中縣參議會選為台灣參議會議員。十月彰化銀行改組，林獻堂任籌備處主任。三十六年，任彰銀董事長。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受聘為台灣文獻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同年，林獻堂因受二二八事件之壓迫及台灣土地改革之影響，回首當年梁任公告訴他的「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感慨良深。而於次年，以養病為由赴日，民國四十五年竟客死異鄉。哀哉！台灣民主運動之先鋒。其子林攀龍，遊學西方各國，未在政壇上發展而致力於萊園中學，殆與此有關。

　　林獻堂先賢於民國四十四年，本校慶祝四十週年校慶，有詩四韻曰：「猗歟斯校，立教有方。菁莪樂育，四十星霜。英才薈萃，馳譽台疆。宏揚教化，國本允昌。」只見其對台中一中期許之深厚也。

蔡蓮舫先生事略

       蔡蓮舫先生，明佔開，號雪橋，清水大戶「蔡源順」之後代，裡人尊之，稱「九老爹」。生於清光緒元年，卒於民國廿五年享年六十有二。

　　祖父鴻元，經營海上貿易，自設元順號，往來大陸沿海各省，經營得法，家道日隆，蔚為地方巨族。父執輩懷斌（字時超）承繼父兄，主持「蔡源順號」船務，貿易以樟腦、米穀、山產為大宗，生意興隆，富甲一方。其船隻往來海上，海寇不敢侵犯，足見其勢力。復因屢建軍功，授「即選知府銜」。

　　蔡蓮舫先生幼即聰穎過人，年十五，補弟子員（相當於秀才），十六歲入縣學，補廩生，未及冠，而入太學，其智過人，堪稱地方之俊傑。甲午戰後台灣陷於日人之手，先生戮力奉公，歷任保良局長、堡長、廳參事、台中區長，第一、二、三屆台中州協議員（民國九年?十五年），第三、四、五、六、七屆台中市協議員（民國十三年?廿二年），服公務先後四十餘年，熱心地方公益，在地方上頗具口碑。晚年志在遯隱，築別墅於台中市，日以詩文寫字自娛。書法俊逸，為世界所珍。

　　民國三年蓮舫先生與中北部士紳林烈堂、林獻堂、林熊徵、辜顯榮等十餘人，共議成立台灣人中學一事，籌畫已定，共襄盛舉，並公推林烈堂為創立委員長，積極籌募建校基金，而於翌年得到台灣總督府之核准，而台中一中於焉誕生。

　　其姪蔡惠如，因出身書香門第，能詩能文，於光緒三十二年，加入霧峰櫟社，冀能維繫祖國文化於不墜，詩文酬唱，屢有佳作。又與鄉友王錫金創設「鰲西詩社」，並於民國七年九月二十日集合二社社友二十人於蔡家之伯仲樓，並有來賓多人參加，濟濟一堂堪稱文壇盛事。蔡惠如於民國九年一月又在東京澀谷蔡氏寓所與林獻堂創設新民會，聚集在東京台灣留日學生從事台灣民族運動。

辜顯榮先生事略

        辜顯榮先生於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生，八歲到十五歲追隨進士黃玉書研讀經典。廿一歲，開始經商，往來於大陸沿海各大城市。三十歲（一八九五年）那年，台灣發生了空前的巨變，清廷因為馬關條約而把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台灣的有志之士，在倉卒之中，共推台灣巡撫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林維源為議長，率領三萬五千義勇兵抗日。日軍海陸聯合強力搶攻，不數日，基隆即告陷落，消息傳來，台灣民主國即告瓦解，台北人心惶惶。此刻台北大稻埕士紳為保護私產及保境安民，擬好「呈文」，要請日軍入城來鎮壓。

　　辜顯榮乃自告奮勇，隻身帶著「呈文」去見日軍，於是日軍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了台北城。從此，辜氏一帆風順，三十歲就到東京授勳，三十一歲就做台北保良總局長。在事業生涯上，辜顯榮也開始飛黃騰達起來。他將英源茶行買下，改名為大和行，設本店於鹿港，分店於萬華，不久，就在新竹、苗栗、台中及彰化各地設置許多分支機構；又購買了一艘大義丸客貨兩用蒸氣船，行駛於萬華鹿港之間，他的事業開始走上巔峰，這跟他的膽識頗有關係。

　　辜顯榮先生因與日人民政局長交情深厚，而於一九○○年被推舉為「官鹽賣捌組合長」，與台北士紳合作，經營島內鹽的專賣生意。同年，在鹿港開發鹽田面積達二百四十七甲。一八九九年，又與中南部士紳共同興辦製糖業，製糖雖賺錢不多，但陸續在二林到鹿港間，開墾荒地一千五百甲，其規模及氣魄，令人佩服。以後又到高雄、屏東，經營鳳梨栽種及製造罐頭，又開闢了二百三十餘甲荒地。
民國九年，辜氏以五百萬圓，創辦大和製糖，自任社長，兩年後，又創辦大豐拓殖株式會社，從事土地開墾、造林、製糖及肥料輸入等；從此大和和大豐成為他事業的兩大支柱，從事各項大宗貿易。

　　民國十二年，在日本人授意下，籌組「公益會」，以對抗林獻堂等人進行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他當會長，並找來板橋林熊徵當副會長，這又是辜氏再一次受人議論的話題。由於抑制議會請願運動有功，於一九三四年，被敕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

　　辜振甫先生在民國六十四年曾撰文敘述其父親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貢獻云：「民國廿二年，閩變猝起，舉國震驚，閩台已一水之隔，共黨叛變者及軍國主義者，均有企圖。先君秉承　蔣公意旨，多方隱加防杜，協助中央。閩變在蔣公救國統一號召之下，迅速敉平」，在祖國統一上，辜氏似乎也曾貢獻不少心力。

　　辜顯榮先生因與日人有良好政商關係，並關心本省子弟之教育，而與諸先賢共同創立台中一中，其在教育上之貢獻，不可磨滅。又台北大龍峒之孔廟，辜氏也是主要捐建人之一；過去，台北的榮星花園也是辜家為台北市民所做的一份貢獻；而鹿港民俗文物館，是辜家日據時代的宅第，也提供出來作為大家觀賞台灣文物的活教材，其默默奉獻的精神， 也令人心儀。

 

創校紀念碑碑文

 

日據時期全台首學（1915～1945）

      「吾台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這兩句話，世代中一中人耳熟能詳。民國二年，台灣熱心教育人士，以林獻堂、林烈堂、辜顯榮、蔡蓮舫、林熊徵等人為首，創立本校。當初是想辦一所培育台人子弟的私立中學，然日本政府對台人教育並不熱心，對鄉賢欲自行創建學校，總督府答以「此舉涉及政府長期教育政策，不可能由民間創辦」。幾經波折，乃改為由民間建築校舍，捐獻給日本政府，再由日本政府設立，以專收台人子弟為條件的公立中學校。
        當時由林烈堂捐土地一萬五千坪，加上其他創校委員奔走勸募，共募得二十四萬八千八百二十圓。於民國四年二月三日正式成立，命名為「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四月，舉行第一次招生考試，錄取四年制新生二班共一百名，於五月一日正式開學。
         其時日本學制，中學為五年制，卻核准本校為四年制，可見對台人教育之刻意打壓，使畢業生因修業年限不足，不得報考專科以上學校。創校之初，教職員共十九名，僅鄭鴻猷、林慶兩人為台籍人士。鄭、林二人當時皆任囑託（即辦事員），兼任舍監，及教授漢文、音樂課程。鄭先生來校之初，年已六十，民國九年卒。林先生至民國二十四年，被校長廣松良臣逼退，離職前與學生在校園神社前（今光中亭所在）合影留念。至光復前，本校已無台籍教師。       

 　　田川辰一為第一任校長，民國四年五月到職，至民國八年五月離職，田川校長是一位歷史學者。其時校舍尚未完工，第一屆學生假前台中小學校舍（今台中女中現址 ）開學，至民國五年學寮（學生宿舍）及部分教室陸續完工，才遷移回目前校址上課。
       六年十月，校舍建築全部完工，全校班級數於田川任內，由兩班增為八班。八年，第一屆畢業生六十六名畢業，學校改名「台灣公立台中高等普通學校」。
         第二任校長小豆澤英男，八年六月到職，至十三年十二月離職。小豆澤校長東京帝大哲學系畢業，任內發生學生抗議種族歧視，與日人洗衣店發生糾紛，學校為懲戒學生，宣佈禁止全校學生外出一個月。
       十一年，本校改稱為「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為五年制，全校班級數，由八班增為十班。日人於台中另創設第二中學校（今台中二中），因主收日籍男生，當局欲將一中改為二中，引起全校同學及家長反對 。校長亦以個人去留抗爭，日本當局始允讓步，卒能保持一中之名。第十六期校友回憶此段往事，認為小豆澤校長雖為日人，而能超越種族立場，為台人爭取，足見其愛校之殷，一時在台灣民間傳為佳話。
       第三任校長下村虎六郎，十四年至十七年任職本校。東京帝大英文系畢業，是一位作家，有《次郎物語》傳世，當時校歌為其所作。民國十六年五月，因炊事事件，學校當局袒護日籍廚夫，釀成學生與校方之衝突。五年級學長向校方提出宿舍長、寢室長辭職書，於是校長發出三道命令，包括停止住校生學生自治、停止學生一切發言權、住校生要絕對服從舍監的管理。同時校長本人遷移到宿舍居住，親自監督學生言行，引起學生極度憤怒。五月八日，有學生於宿舍內燃放鞭炮以示抗議，下村校長震怒，召集全體住宿生，言明如再有喧鬧行為，將動用警察權對付。

       其時廣州台灣革命青年團主要負責人張深切，以家長身份到校指責校方顛倒是非、教導無方，但為尊師重道起見，家長們願向學校當局道歉，希望校方不處罰學生。校長拒絕張氏建議，全場學生立時散去大半，開始計畫罷課行動，並發動全台學生同情罷課，呼籲同胞支持，進一步促使罷課鬥爭發展成民族鬥爭，並提出撤廢台日學生之間的差別待遇等訴求。十一日晚，大批警察憲兵包圍學校，次日夜，校長嚴令五年級住校生必須全體搬離宿舍，此舉激起全體三、四年級學生義憤，遂自願隨學長一起退宿。當夜凌晨兩點，一百多名學生搬離校園，十四日晚上十二點半，二年級學生亦集體退宿。學校當局隨後命令三、四、五年級住宿生無限期停學。台中附近之校友得知後，推派代表與校長溝通，盼能圓滿處理學生問題。下村表示絕不通融，遂連通勤學生及一、二年級學弟亦感不平，也加入罷課行列。校友們眼見事態日益擴大，於是召開歷屆校友大會，說明事件真相，下村見輿論喧騰，不可抑遏，一面委託各地警察到學生家中，威迫家長帶學生到學校謝罪復學；另一面用懷柔政策，請各地公學校校長勸誘學生們復學。
        學生們堅決表示「以不犧牲任何一位同學為復學條件」，然此中仍有立場偏向當局之台人，遊說部分學生家長同意開除此事件中滋事情節重大之學生，最終校方接連公佈三次退學名單，計鄭連續等三十六名。此外，還有因憤慨不公而自動退學者，前後共六十多名。據台灣日報七十年登載報導，被退學學生有赴中國內地或日本讀書，亦有投身國民革命者。由此事件，除可知學生對校方高壓手段普遍不滿外，民族意識的發揚與覺醒，亦由此中略窺一二。
        第四任校長楠基道，十七年至二十年任職。據十七期校友回憶，楠校長頗有日本人之優越感，不太理會學生，亦不關心台籍學生。其任內，一中仍維持招收二班，每年畢業生約五、六十人左右。

       第五任校長吉川祐戒，任期僅約兩年。任內發生台日雙方學生打架刺殺事件，轟動一時。事發之初，日本警察局長欲入校內拘捕學生，吉川校長堅持校內之事，應由校方自行處理。台日兩方肇事學生，均遭退學處分，可見其有擔當及公平處事之風格。而被退學之學生，校長特別介紹到日本中學就讀，足見照顧學生之熱忱。
         第六任校長廣松良臣，於二十二年到職，至二十九年離職。治校嚴格，除要求老師上課不得遲到早退，常要學生及老師星期日到校。學生制服則改為卡其布，不准再穿之前淺灰色開襟式三個銅紐扣的舊校服。廣松特別加強修身（公民）課，親自擔任教師，另新開作業課（即農藝）。廣松領導風格雖然強勢，然對學生有其用心之一面。據二十期校友回憶，他記得每位學生的名字與家庭背景，對於學生的個別輔導亦頗用心。在他任內，自民國二十五年起，錄取新生增為三班，於校園東邊建校內社，供學生參拜。全校並舉行鎮社祭，二十七年，禮堂完成（即今日之校史館）。
       據二十六期校友回憶，廣松治校後期，恰遇二次大戰中日戰爭，也是教練課最嚴格之時期。學校百分之九十為台籍子弟，第二中學則百分之九十為日本學生，每年總檢閱，一中的表現總被評在二中之下。當時一中校訓是「質實剛健」，再者體育課也是極嚴苛的考驗，每年二月間，有所謂「寒稽古」訓練，就是利用嚴冬早晨，穿上一件薄薄的練習用專衣，集體練習劍道與柔道，為期約二週左右。不管老師或學生，都混在一起，任選對手作武道練習。而住在宿舍的學寮生，則有「非常點呼」的訓練，三更半夜警鐘響起，必須在兩分鐘內穿好制服，在操場上排好隊，等待舍監點名。二十六期校友回憶，此時對住宿生雖要求嚴格，但這也是許多學生日後最美好的回憶。住校生晚飯後到就寢之前，還有三小時的自習時間。各室並沒有教師督導，但三大棟宿捨近兩百學生，連一聲咳嗽也聽不見，其用功程度由此可見。另外二十四期校友回憶，若有夜間擅自跑出校外的，一經查獲，馬上遭「父兄召喚」，請父親到校長室，由廣松對家長嚴詞說教，然後仍予以退學處分。

 

       第七任校長田中惠一，於二十九年到任，也是日人派任校長之最後一人。田中校長英文造詣頗深，與師生相處融洽，任內興建柔道館、農業體操倉庫等建築，提倡劍道。三十二年，日本政府修改「中等學校令」，修業年限縮短一年（五年變四年），以利徵兵，為日人作戰。三十四年，二十七期、二十八期畢業生及在校三年級學生，全被徵召入伍，駐守清水國小。八月，日本投降，一中同學於八月三十日返校，至九月十日恢復上課。全體日籍老師則於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全部免職，準備返國。田中校長回國後，仍來信勉勵同學勤讀，為台灣未來努力。
         綜論日據時期，本校雖校長、教職員絕大多數為日人，學生受教育之內容，亦不脫日人之思維模式，然學生主體仍為台人青年，故一旦遭遇歧視或不平等之對待，經常引起學生自發性之抗爭。而校友又多為台人社會之中堅份子，基於護校之熱忱，往往居中調停，或為學生請命奔走，此種學長愛護學弟之情誼，背後實有延續台人教育理想之深意。比諸同時期其他頗具歷史之中學，光復前之校友多為日籍人士，而本校則多台籍菁英，於種族文化傳承上，可謂一脈相傳，綿延至今。再者，翻閱既往校史或舊檔案，可見師生、校友對理想教育者之要求與期待，故發為撰述文字，對歷任治校者有褒貶不一之評價，此種現象或可做如是之解讀。

日治時期校歌


二期　林恭平校友的回憶

高等文官及格　曾任總督府生產部長、華南總行主任

       光陰似箭，如白駒過隙，過得這麼快呀！記得六十七年前，好像昨日之感。

       本人於民國五年四月二十日入學母校的前身「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當時是四年制中學，於民國九年三月（第二期）畢業。入學時一百二十人，畢業時六十八人。因學校規矩太嚴，一律要入學寮（宿舍），衣、食、住，均倣傚日人生活風習，因不慣而退學者很多。

       第一位校長是田川辰一先生，一般臆測他是鄭成功之母田川氏同族（鄭芝龍之妻）與台灣有因緣，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田川校長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畢業之文學士，從日本新瀉縣高中學校校長轉來的，是一位溫厚的篤學家，又是一位人格者。對本島人是無什麼差別感。當時母校學生都是本島人，後來改為與日人學生共學，台灣的學制是自小學至上級學校，本島人與日人分開。小學校是專收日人學生，本島人學生是不能入學的，本島人學生須入公學校。日人老師與本島人老師在同一學校混在一起教書，校長全部是日人。

        公學校是六年制，但是在鄉村是四年制，畢業後也有來都市再編入六年級。都市的公學校設高等科，後改為實業科，均為二年制。公學校學齡是八歲入學的。老師於星期六下午或休假日到家家戶戶訪問，力勸兒童就學，非常熱心。當時之教育方針，對於本島人是偏於實業教育，就是農工商教育為重。

       母校之創立係台灣人之第一個中學校，當時日本對本島人之差別無論由什麼角度來看，都甚顯然。當時台灣大先覺林獻堂、林烈堂、辜顯榮、林熊徵等諸位先生向日本政府當局提出陳情設立中學校。屢次交涉結果，受核准由本島人募捐貳拾餘萬圓（按當時一圓對美金一元等值）提供政府為校舍建築之費用。日人之學校由國費支出，故名稱為「台灣總督府台北（或台南）中學校」本島人之中學校開支是由地方費支出，故稱為「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上述大先覺之熱烈陳情因應創立，才有今日之台中一中。我母校歷史悠久，人才陸續輩出，在各方面對國家社會貢獻頗大。我們須向上述創立功勞者深深感謝，並祈他們在天英靈之冥幅（創立捐款者芳名刻在石碑，立於校門左邊）。

        民國八年四月一日改為「台灣公立台中高等普通學校」，校長亦易人，由小豆澤英男先生(係東京帝大文學院哲學系畢業文學士)來接任。對本島學生特別愛護，頗有親密感。聽說，後來台灣總督武官改由文官總督接任，由武官政治改革為文官政治時，母校險些被改為「台中州立台中第二學校」（台北、台南新設立第二中學，均收容本島人學生）。此乃出小豆澤校長之強烈爭取為第一中學（小豆澤校長是一位雄辯家）。

       改為「台中州立第一中學校」之後，內容充實，資格也與日本本土之中學校同等，具有可直接志願日本本國之上級學校，如高等學校或專科學校等之資格。茲略述當時之學制概況。在母校未創立之前，本島人學生可進入的上級學校是醫學校、國語學校國語部及師範部乙科（分為甲乙兩科，甲科是日本學生，一年制，專門養成公學校老師，在此校日人學生學習台灣語。）乙科是收本島學生而養成公學校老師。實業教育有農事實驗，工業講習所及糖業試驗場，私立中學校有淡水中學校及台南長老教中學校，女子教育有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後改為第三高等女學校，即現在的中山女子中學）私立為淡水女學校及台南長老教女學校。

        母校一中創設於現在校地，原來是公共墓地，當時學課有手工及農業，各學生須購買木匠工具一箱，也有鋸、鑿、刨等作木匠工作，農業實習耕作播田（撒種），掘土時，有時掘出人頭、人手、人腳或蛇類等。當時有商事要項及商事簿記，商事要項是由台灣銀行台中支店長有田三郎先生兼任（後擔任華南銀行頭取及今董事長也）。當時的老師人才輩出，化學是加瀨勉先生擔任，後昇任日本東北帝國大學金屬研究所所長，理學博士。繪畫由鄉原藤一郎先生（東京美術學校畢業）擔任，後為台灣畫展審查委員，漢文由林慶先生（唯一用台灣語教尺牘的）擔任，書法係鹿港出身老秀才鄭鴻先生用台灣話教習寫大字。授課時穿長衫、馬褂。當時學生一律入學寮（學生宿舍），每天晚上自七點至九點在自修教室自修，母校的學生勤勉讀書的良好校風，就是自此時養成，到現在繼續猶存，實可讚佩。

       在學四年間，最深刻留存腦裡的事有二，第一是民國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有幾天三更半夜鬧看長尾星（彗星），學生起來爭睹，當時坊間所說長尾星出現是大戰爭爆發之象徵。第二是第一屆畢業生謝文達先輩志願飛行家，留學於日本千葉縣津田沼甚稀罕。謝先輩後移往中國大陸，光復後任職於台灣省議會，當時田川校長特別對他熱烈鼓勵。後來第三屆畢業生再出一位飛行士鄭清磊君，此乃台中一中特別傑出人才。在此希祈諸位同學好好保重身體，自重自愛，為國家社會服務。

        學校時代我們最愛朗誦的詩，吟之於後，與大家共勉之。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不成死不還
埋古豈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
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十七期　呂泉生校友的回憶

音樂家、榮星兒童合唱團主人、台灣兒童合唱音樂之父

         我是一九三０年進入台中一中，當時對台中一中的瞭解是台灣人所建設，本島唯一的台灣學生的學校。當年，岸裡公學校畢業生考進本校，還有林葆家先生、朱金波先生。林葆家先生目前是鼎鼎有名的製陶專家，朱金波先生光復後在警界服務，是位愛民愛鄉的好巡官，今已退休在神岡過著含飴弄孫的生活。

        當時台中一中學生間的風紀是上管下，在路上遇見校長，一定要停步舉手行軍禮。如果是三、四位同學同行時，一定要一位大聲喊「向某某老師敬禮！」必須停步敬禮。如果你看到上級生從你面前來時，不必停步只要舉手行禮即可，假使你沒做，他會叫你停一下，要你做好敬禮，不然的話，他會賞你耳光，這叫做「制裁」。

       我一年級第二學期，因朱金波兄、同族的呂甲垣兄都是搭火車通學，因不習慣那種種硬板板的學寮生活，而且臭蟲很多難驅除，我也退出學寮，改搭火車通學。早上六點半騎著鐵馬到豐原火車站坐七點的火車，七點半到台中下車，再走二十分鐘路程趕到學校參加朝會。通學生每個月花三塊錢買一張月票，只要有靠站的普通車或快車都可通用。火車僅四節車箱，男學生一定要坐在前面第一節車箱，女學生（台中高女、彰化高女）則坐在最後一節車箱。「男女授受不親」是當時男女學生個個都知道的規則。不住學寮的學生大都住在台中市或近郊的鄉鎮，住校生則來自其他縣市，其人數不亞於本縣市的學生。台中一中真是集合台灣人的秀才，河洛、客家、平埔都有。

       那個時候，五年級有位內地人（日本人）學生，是指導柔道莊司老師的兒子，與本島的同學相處融洽。第二學年又有三、四位日本學生考進來。我二年級時，武道課選的是劍道，指導老師是長井先生，據說是警察界的劍道老師。記得那時，由內地（日本本土）來台就任公教人員的待遇，不只薪水高，還有加俸本薪的六十％（六成）。因此，我自己覺得那時師資很好，但也有少數幾位，讓學生瞧不起的老師，「天皇陛下」寫成「天皇階下」，鬧出笑話的也有。

       我進一中時，校長是楠校長，說話沒有日本人那種有勁帶壓力，非常溫和。一年級就有英語課，十分新鮮，因此對教英語的掘內老師特別有好感。上級生把這位老師取個綽號叫「同胞」，因為他的面貌長得有點像台灣人，而且上課時，經常面帶微笑，對待學生很和氣，唯一缺點是他的英語發音日本腔太重。

        課外活動有棒球、籃球、網球、排球、游泳、弓道(射箭)、曲棍球（hockey），一般的中等學校僅台中一中有此球類，所以常和台北高等學校比賽。弓道部的學生人數最少，它是使用日本古武士的弓箭。我參加游泳部，校內沒有游泳池，要走到台中公園後面的游泳池（當時台中只有這一座游泳池）。

       每天下午三點下課，必須等到四點半才有一班火車。那時候的學生必須像軍隊一樣用繃帶纏腳，這真是一大麻煩，沒綁或是鬆了繃帶，被老師看到，是會碰釘的。制服規定是淺灰色開襟式三個銅鈕扣，襟上左邊帶著一中的銅片，右邊則是年級之分的銅片。帽子上有三條白線。在台灣，台中一中的制服是非常特殊的。

       二年級期末，常聽日本人提到「非常時」，在學校的朝會，由校長的訓話知道滿洲事件的發生，其實，一般人並不關心滿洲事件的發生，對「非常時」也不甚瞭解其意義，五年級想考醫學院校的學生只知道滿洲有一家醫學院。升上三年級時，來了一位新校長吉川先生，禿頭，戴副眼鏡，看起來真是滑稽，上級生給取個綽號叫慈慮迪苦。。

       三年級第三學期結束時，可至日本本土旅行三個禮拜。學生自由報名，由老師領隊，搭輪船至神戶（三宮），由九州別府到大阪、奈良、京都、熱海、東京、橫濱、鎌倉、日光等地觀光。當時有位父親的朋友，他兒子在東京念大學，特地來旅館看我，並帶我去聽音樂會，改變了我以後的生活和觀念，並使我走向音樂的路。那個時候，「音樂會」在台中市是很難得聽到的。中學的音樂教育真的比不上現今的幼稚園大班，中一中也不例外。雖然，一、二年級有音樂課，也有音樂課本，老師彈風琴只用兩支指頭彈旋律，樂理也沒教，學生祇會唱校歌及節日（國家規定的祭典日）要唱的歌。聲音粗，音程又不齊。一年級的音樂老師是林慶先生，二年級是米倉老師（原本是體操老師），也從未聽過這兩位老師唱過歌。基督教家庭的我，對音樂有比同班的學友好些，是因為常在教堂唱詩得來的。

       由內地旅行回來，腦海裡時時浮起在東京聽到的那場管絃樂團演奏迷人的天籟之音。同班許雲霞兄有一把小提琴，曾向他借來瞧瞧，結果他以十塊錢把小提琴讓給我。四條線如何調音也不知道，許兄也無法教我，於是想找一本有關小提琴的書，找遍台中市所有的書店，卻無所獲，斯波樂器店也只賣各種樂器，卻沒有音樂的書。有次，路經台中師範學校音樂老師磯江先生的家，聽到屋內傳來小提琴的樂音，停步聆聽，卻不懂是什麼曲子。不過，突然想到他一定會知道如何調音。隔天，正好星期日，於是帶著小提琴去拜訪這位台中市的音樂大師磯江先生，也就此拜他為師。那時，已升四年級了，每週上課一次，每次三十分鐘，學費每月五圓（五塊錢）。兩個月之後，因為繳不起五塊錢的學費，只好放棄上課，不過我也學會調音，So  Le  La  Mi 的調音，不敢說調的很準，五度關係也知道了。

       四年級第二學期的九月底，發生本島學生與日本學生（三年級）打架事件，起因是三年級一位名叫大竹的日本學生瞧不起五年級的本島學生，不但不敬禮，還表示輕視的態度，因此被幾位五年級本島學生叫去教訓。幾天後，大竹以匕首自後刺傷教訓他的白鑫泉兄（五年級）。這事件震驚了校方和外界，隔天學生照常上學，但老師們沒來上課，都在開會，每班只好自習。當天，警察、新聞記者在學校出出入入，自習的學生也無心在書本。這時，我只想回家拉小提琴。往後一段日子上課不正常，有的課改為自習，這種情形一直延續至十一月初，三年級的大竹因傷人被退學，五年級的詹德祥兄是出手修理大竹，也被退學。被刺傷的白鑫泉兄住院三個禮拜後，被停學兩個禮拜，陳榮兄也被停學一個禮拜。當時，除被害人之外，學校學生和家長對吉川校長這種「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的作風，十分好感。

        當時一中有六、七人組的吹奏樂隊，每次早會升旗時演奏給全校的師生伴奏國歌。由隊員五年級的郭某那兒聽說有一把單簧管（clarinet）沒人吹，我志願去參加，無師自學吹奏國歌、校歌，都跟他們合得來。那一年，有次獨自走在公園邊的大馬路，突然看到萬水洋服店的招牌上寫著「台中婦女鋼琴研究所陳信貞」，陳信貞這名字從我姊姊那兒常常聽到，是姊姊淡水女學校的同學。看到陳信貞的鋼琴研究所的招牌，我突然對鋼琴產生好奇，於是央求姊姊寫介紹信，拜她為師。因為男學生就我一個，所以上課時間安排在星期六下午五點至六點。不過繳學費是一項問題，以當時一個中學生來說，五塊錢是相當大的數目，普通的農村家庭要拿出五塊錢給孩子學鋼琴，那是難上加難的事，於是請姊姊代為說服母親，結果母親以不許讓別人知道為條件，答應此事，順利地解決學費的問題。

       星期六下午一點至三點要上武道的課。劍道是我比較喜歡的運動，會流大汗，但不似柔道那樣雙方身體扭在一起，必須忍受對方的汗臭味。上完二個鐘頭的劍道課，接著準備上鋼琴課，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項很好的安排，因為有時上劍道課時，被對方打的右手麻木，也要去彈琴。開始學琴是在五月天，在那間八張榻榻米的琴房練習，一位滿頭大汗的男中學生跟一位二十三、四歲、十分溫柔可親的女鋼琴老師學習鋼琴，真是一幅不甚協調的畫面，如今想來，真覺滑稽好似卡通漫畫的場景。就這樣風雨無阻的，每逢星期六下午五點，一定報到，在這裡練了兩個多月。隨後，搬到台中柳町基督教會後面的鄧公館，在鄧公館上課直到五年級。

       最後的一年（五年級）在一中，最令我難忘的事有二、三件。第一件是炎熱六月天，有回在台中火車站前的噴水池邊等車，因為天氣熱，買了冰水喝。有位台中二中的學生走過我身邊，好像有鄙視我的態度，於是我把他叫停，與他大聲嚷嚷地理論起來，此時馬路對面派出所的警察大人看到這種場面，馬上跑過來，幸好兩人還沒打起來，對方也沒說什麼，我也不敢說什麼，兩人互說「斯迷馬鮮」，警察大人看得莫名其妙，只說：「我以為你們在打架。」隔天，校內幾位同學就跑來問我「聽說你在火車站和二中的學生打架，打得如何？」結果沒幾天又被牛屎龜叫去詢問，沒想到老師最後一句話說的那麼妙，「我實在不能理解喜歡打架的你，會有喜歡音樂的心情。」

       第二件難忘的事，是五年級第二學期的一次武道課，教國文（日文）的堀田老師來參加劍道練習，偶爾找到我與他對打，沒幾回合，我以突擊把他打倒，沒想到他爬起來，突然揮起竹劍打我頭部橫面，之後有一個禮拜，左邊耳朵經常會耳鳴。

       第三件是，記得當年武道有一個禮拜叫做「寒稽古」，早上六點半至七點半柔道部、劍道部的四、五年級學生都要參加。最後一天星期六下午一點，分紅白組比賽，最後一組是和郭宗偉，郭同學非常有日本武士精神，是弓道部（射箭部），他是新竹客家人。當時在一中，客家的學生不少，在校內卻很少聽到客家學生講客家話。因此聽客家學生講日語，我覺得比河洛系的學生還流利。郭同學與我比賽時，他想以叫聲壓倒我，結果被我打到腰肋部而敗陣下來。他很不服氣地說：「改天再來一次吧！」同學們都知道他擅長劍道，以為他會贏，沒想到卻輸了。

       第四件難忘的事是畢業典禮時，廣松校長（綽號叫，也就是烏龜的意思。我在台中一中時，他最不受學生歡迎，而且光復後，曾遭肄業學生的毆打。）致詞時，提起畢業生今後的志向時，談及台中一中自創辦以來，志願就讀音樂學校的，今年有一位，幸好他沒有說出我的名字。

       上述是我在台中一中的一段生活點滴，光復後與辜偉甫兄創辦榮星合唱團，跑遍東南亞各國，日本、美國等地。辜偉甫去世五年多的今年，把榮星合唱團帶至美國華府甘迺迪藝術表演中心（Kennedy Center）演唱，也把創辦人辜偉甫的大名登錄在該中心的紀錄本裡。這可說是不打不相識，奇緣奇事吧！

十九期　林垂凱校友的回憶
 

創校先賢林烈堂哲嗣，曾任台北市台中一中校友會理事

       日本明治末年，日人治台已逾廿年，而教育政策仍沿兒玉（源太郎）總督及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時期之無教育方針之態，僅酌設少數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公學校）兩制，乃針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經濟目的，而施以日本語文的初等教育、冀遂其愚民政策之標的。當時中、高等教育方面，又以日、台差別歧視，並多方設限，使台人難有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機會，台人欲更上層樓接受教育，卻無門可攀，僅少數有財力富家能送其子弟前往日本國內或中國大陸等地求學，致童齡稚子必須離鄉背井，獨處異地，而在台親長更因心懸海外孤兒，須在兩地往返奔波照拂，其處境之困苦可想而知。台人有識者深以為憂，亟思解決之道，而多數財力不足者，雖有資優才幹子弟，唯有望洋興嘆，難以如願，高等教育之機緣因而喪失。 

        民國元年間，先嚴林烈堂公為思突破前述困境，首倡由台人自行興學，創辦一所中等學校，以專收台人子弟，始能在台接受中等教育，並為日後海外研習高等教育之階梯，俾嘉惠全台有志之青年子弟。為自忖力有不逮，乃思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之旨意，破釜沉舟，以克於成；遂與族中諸兄弟紀堂、俊堂、獻堂、澄堂、楷堂協商，並獲熱烈支持，復念此舉為全台灣教育之千秋大事，若無有對日本總督府具影響力者參與，深恐不易獲准創辦。故先嚴復就商於內兄清水蔡連舫及其快婿板橋林祖壽二人，再訪鹿港辜顯榮先生與板橋林熊徵先生二人，幸得一致贊同。至是由五人林烈堂、蔡蓮舫、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徵協商後，連袂拜會佐久間左久馬大總督，先期表明自行創辦台人中學意願，並立請總督支持准予創校。總督乃答以：「民間自行創校興校本屬美舉，個人之立場上深為感動，惟此舉涉及政府長期之教育政策，故不可能由民間來創辦。」先嚴探知總督之同情立場後，即由前述五人捐獻。經年風塵僕僕，奔走南北，所得參拾餘萬元，但因故實際上只獲貳拾肆萬捌仟捌佰餘元，其等創期間，歷經四年，終在民國四年五月一日開學。其過程之艱辛實非易易，惟望後人感念之。

        民國二十二年間（日本昭和七年）考入一中就學時，先嚴以往竹塘置地，而啟金庫時，卻在金庫最內側見有一本彰銀存摺，經查核該存摺為民國三、四年間為籌創一中時之公款，因疏忽而遺置金內，金額約參仟元，經歷十餘年之久，本息衍生已達柒、捌仟元，經將向銀行查證時，確認有設戶存款且金額無誤，唯依彰銀內之支存紀錄，屢有小金額之支存怪象，經雙方深入查證結果，查獲該盜用者乃行員身份，因銀行方面願全數補足，先嚴為顧及彰銀信譽及該行員之前途，而未予舉發。該批款項本為創校興學之餘款，當再用於校方，因之先嚴自行提示此款，並就商於各方，遂用該款之一部分來籌創大理石製「台中一中創立紀念碑」以詳記興學之艱辛過程；該碑於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由鹿港鄭汝南先生執筆，再完成，餘款則移交當時校長吉川收執。

        台中一中為台人自行創建之第一所中等學校，迄今已歷八十寒暑，在此期間培育造就台灣之無數精英人士，畢業生在社會各行各業之成就，全台人士有目共睹，此等榮譽成就，足使興學先賢之靈獲得慰藉；更望今日在校友，感念先賢遺志，寸陰是惜， 孜孜不倦於學術之追求，期人才輩出，使母校更發揚光大。二十年後，百年校慶盛典上，每位均係國家棟樑之才，是所期盼。

 

爰擬一聯，以勵來茲

一樹蓓蕾不道是他人子弟
 滿園桃李都當做自己家人 

 

二十期　林寶樹校友的回憶

曾任　樹德工專董事長、台中一中校友會常務理事

一、入學與時代環境

       我們第二十期的學生，踏入台中一中之校門，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旬。「入學式」在舊禮堂舉行。因為，校長是剛剛到任的廣松良臣先生，母校從這一年起便進入「廣松時代」。

      「廣松時代」紀律嚴明，生活軍事化，不但對學生如此，對那些年的老師也看作小孩子，毫不客氣的要求服裝整齊(當時穿白色海軍官服、領口緊密，夏天穿起來相當悶熱。有一位英文老師叫做寮金吉，因為解開領口，當面被廣松校長糾正)，要求上下課不得遲到早退。如此新校風一直維持七年，直到他退休為止。因為，前任幾位校長是自由主義者，校風比較放任，對學生的管理也比較鬆弛。如學生的綁腿有白色的、有青綠色的，此後一律改為卡其色。制服也一律改為卡其布，不再准許穿灰色白點的時髦學生服；這是我們軍事化生活的開始。

       談到我們這一屆的一百個同學，都是屬 於「戰中派」的一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生讀小學就遇到東北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繼而遇到一九三O年代的世界不景氣，中學快畢業了，就發生中日事變，進入所謂的戰時體制的時代，物價慢慢波動，所謂「三分錢的切阿麵」的經濟基礎發生動搖。軍事課程年年加強，一年一度的軍事演習擴大規模，學校的主任教官(配屬將校)由上尉永井改為少校上條(外號禿鷹)，而後為中校近藤。所以，讀書環境也不能像以前那麼好。不但如此，本來以升學為教學重點的高中，自從廣松校長到任後，加強與升學無關的修身公民課，而且，把我們這兩班當作他的頭一胎孩子般的看待。從一年級到五年級，親自上修身課。另外新開「作業」課(農藝)。想起來，那時候精神緊張，真是「不勝負荷」。

       大專畢業想要享受婚前的青春時代，就遇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雖然如此，我們也有明朗輕鬆的一面，日本皇后連續生了四個女孩，偏偏在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生了一個皇太子。當天上午十點左右，「水螺」(警報器)長鳴，馬上停課放假，像我們這些不喜歡讀書的孩子，真是高興極了。

       民國二十四年實施地方自治，選舉市議員、州議員。我們頭一次經驗選舉的熱鬧，覺得蠻有意思。直到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畢業那一天，總算過了多彩多姿的學校生活。雖說是戰時體制，物資缺，我們的畢業紀念冊還是絨質的封面，及用兩百磅道林的畫紙，穿的還是牛皮鞋，用的貨幣還是銅板銀角。

       我們這一屆錄取一百名，分為兩班。本來，傳統上班名次序，為仁、義、禮、智、信。但廣松校長一來後，就改為忠、孝、仁、義、禮、智、信。所以，我們就成忠班、孝班。然而，屬於哪一班，每年都會有變動(根據成績名次、家庭的分佈、住宿通學之別等因素而更動)所以，五年之中大家都有機會在同班上課。

       就出生地區而言，從苗栗縣到雲林縣普遍的都有同學。由鄉下來的學生，素質已經提高，不再是由台中市內小學來的同學佔優勢了。

二、我們的老師

       讓學生在畢業後，仍一輩子懷念的老師，就是林慶老師，雖然在我們二年級的時候退休，但是，因為他是全校唯一的中國籍老師，他擔任我們這一班一年級的音樂，和二年級的國文文法。林老師為人忠厚，因而成為介於日本人與我們中國人之間重要的調停者。尤其學校與家長之間的聯繫，都是由林慶老師出面協調的。從第一屆到第二十二屆的畢業生，都記得林慶老師的面貌和他的為人，林先生光復後擔任新民商職校長，不久就去世。

       有一位行伍出身的後備中尉山澤先生，也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老師，他沒有所謂的「臭狗氣」、只會低聲的罵學生，有一點嘮，但他不會去報告校方，而讓學生受處分，相信一中畢業學生對他都有親密感。聽說光復後回日本，去當一個街頭廣告的小丑，而得勞瘁病後去世。但是因為一中的畢業生都喜歡他，所以他的女兒就被安排在東京的華僑總會當職員，讓她安定生活，以報答師恩。

       有一位教我們柔道的莊司先生，是警察出身，他也是沒有日本官僚氣的日本人。相信當警察的時候，必也是一個好「巡查」。畢業後，我到他家裡拜訪的時候，很高興的告訴我當了一輩子小官吏，生活清寒，但他的次子考上陸軍軍官學校，算是達到望子成龍的人生目的。我聽了這些話後，很受感動，而向他恭賀一番。因為他的長子讀台中一中共花了十年的時間才畢業，因而聞名於校內，成為一中很有名的故事。

       在學校裡，國、漢文老師即是中上級的老師，一年級時候，還有所謂「副讀本」(口語文)與國文文法，前者由老體育教師有馬先生擔任，後者由林慶先生擔任。我們雖然有一點不服氣，但兩位都是溫厚的長者，上課態度誠懇而待人溫和。就這樣地，五年之間由池田掘邊(外號肥雞)、長澤(外號貓)、飯島(外號V)、前田(外號山羊)諸位老師授課。國、漢科，雖是主科之一，但是這幾位老師中有兩位是密告專家，凡是學生講台語的、在街上吃零食的，都逃不過們的耳目，而受「謹慎處分」(留家察看)、停學處分、甚至退學處分，這都是他們搞出來的。

        國漢科的一個問題，就是發音與作文，當老師的很熱心去糾正與輔導學生是對的，但如果用的鄙視態度開口就說「你們台灣人如何如何?」那就有激發民族反抗意識的後果。聽說，前田先生回國後開文具店很不得意。長澤先生回國後，在他的故鄉富岡市的女子高中執教，最後服務於圖書館，一九七四年結束多年肺癆鬥病的人生。

       英文老師就多采多姿了，大約可分為三個系統。第一種，是高師英文科畢業的，擅長教學法。第二種，是普通大學英文科畢業的，不精教學法而富於幽默與英文俗語。第三種，是外語學校畢業的，長於實用英語。在五年當中，教過我們的，以東島先生(外語畢業)時間最長。他外號「神經」，聽說當過美國領事館的訓練，為人小心翼翼、膽量小，常被學生刁難而流淚。廣松校長來了之後，上課時要預先在走廊排隊，然後一行一行進教室。這位小心翼翼的老師要求我們整齊排隊，但有一天我們故意三三兩兩的不排隊、不聽命。他的教鞭揮來揮去也不敢打我們，過了四五分鐘也無法進教室，結果這位老師哭出來了。另一位寮金吉老師(高師畢業)外號「馬鹿寮」(傻寮)，教學馬馬虎虎。聽說禮拜天到民族路的教堂與外國牧師用英語交談，我們覺得很了不起。但是那時候正式任官的老師要穿官服(海軍軍官制服)，這位老師常常領子沒有扣好被校長警告。班上一個同學在炎熱的夏天到他家拜訪，結果這位老師一絲不掛的出來說：「沒關係，進來，進來。」這些故事傳出來以後，反而令我們對他有好感。有一次上課時，突然叫L同學到教壇邊說：「你有沒有姐姐？」最妙的是這個L同學當場大聲哭出來，這個故事竟成為我們二十期畢業生有口皆碑的佳話。另外一位英文老師叫作小倉(外號流氓)，聽說讀京都大學英文科時，是該校的啦啦隊長，也常常領子沒有扣好，脾氣壞，發問時學生答不出來，動輒要打人。我們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學，都被他打過。如此看來，我們在那個時候英文讀得不好，可能不是師資不好，而是在此種教學方法與環境下發生的恐怖與懷疑的心理，對這個學科不發生興趣而來的。

       談到數學，因為大多的一中畢業生將來要以升學為目標，且大多是選擇理科的，所以格外重要，從一年級到五年級，代數、幾何、三角都是負擔很重的學科。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數學老師都是好老師，不參加校內的派系，教學認真。任課也好，擔任導師也好，都受到學生的愛戴。因為這個緣故沒有一個數學老師有綽號的。一年級的代數由赤尾好夫老師授課，是一位溫和的老師，使我們的代數有良好的基礎。接著，到二年級由岩崎老師教我們幾何，這位先生是三十來歲的年輕老師，學問很好，因為新婚不久，教學充滿活力。但是在學期途中太太去世，自此以後上課無精打采，常常在講桌面上寫太太的名字。夜晚常看到他在鈴蘭街(現在的中山路)慢步蹓躂，讓我們體驗到喪妻後的悲哀。這位老師到了三年級繼續教我們代數，而幾何由臼井老師擔任授課。這位老師不像前述兩位大學數學系畢業的老師，而是所謂物理學校畢業的實力派。不過教學法不一定高明，所以我們對立體幾何就減低興趣了。五年級的三角是孝班的導師加友好老師授課，他的教學法是懇切而不厭其煩，印象中他是一個易於接近的老師。不過，這位老師是一位規規矩矩對學生毫不通融的高師畢業的老師，所以他的外號叫做石頭(stone)。回想起來我們的數學老師都是非政治性的、富於研究心的好老師。所以，後來都離開一中到上級的學校去當老師，像岩崎老師後來到新成立的台大醫科做數學教授。民國三十五年的夏天，我看到他背一個登山袋垂頭喪氣的走過台北掘川(現在的新生南路)，可能是要遣送回國。

       至於其他學科，教我們化學的高橋安世先生，是一位老資格的老師，官位僅次於校長，但不擔任教頭之職。化學實驗室的桌面和儀器，平常都蒙上一層灰塵。因高橋老師(外號糞龜)是我們最高年級的導師，大家都曉得他不是廣松校長派系內的人，對我們班上孩子們都以父子之情相待，所以那年我們都沒有什麼記過、警告的紀錄。與高橋先最合不來的堀田喜一老師(教頭)，在我們畢業不久就到新成立的台東中學去當校長。而高橋先生去做同時成立的台東女子中學的校長。教國史與公民的田中專一老師是一位倭漢，同時是一位熱血漢，現在已經是八十歲了。在他的故鄉(琦玉縣)宏揚孔孟之道，大罵不道義的日本政府與田中角榮。物理老師黑柳準先生是台灣土生的日本人，聽說有病，教學馬虎卻假裝嚴肅。有一次在下午的物理課，我正在打瞌睡而被發現，他叫我到水泥網球場上罰站三十分鐘。但他是一個不打小報告的老師，畢業後，我到母校學生宿舍的舍監室去看他，他就告訴我，他正在迷於下圍棋，與我這個畢業生談起人間世故，完全是與年輕人做朋友的態度，這位老師可真是嚴肅與輕鬆兩面兼俱的老師。

       另外，談到一中的老師必須提到的就是古川先生。他是教農業的，滿口廣島土音。因為他新任時的本俸是五十八元，可能被調皮學生看到薪水通知單，所以「五十八」便一直是他的外號，既不陞官，也不擔任重要學科(如生物)，所在老師當中是無香無臭的存在。另外，一位在彰化女中退休後，到一中教地理的石川平司先生，大家都叫他「壁虎」(yamori)。畫地圖的家庭作業最多，打分數偏低，是一位古怪小氣的老師。

三、我們的課本

       談到教科書，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則那時的課本、參考書、筆記簿都是一流貨，譬如說教科書，有的用線裝(國文、漢文)，有的是硬厚的紙錶裝的(英、數)，紙張都是用塗油的道林紙，像地圖是用美術紙印的上乘圖籍，我相信好多校友都把它保留起來。不過價錢很貴，每一新年度的時候，所要繳的教科書、參考書費都要超過三十元，約相當於今天新台幣二、三千元，因為此種關係，有的兄弟相傳，有的用高年級學生用過的，有的學生到估書店買舊的，而儘量想辦法節省教科書費。

       如果與今天的教科書比較，那時候的課本最大的特點是沒有像今天的在卷後附有註解，所以必須買字典來查閱，自然而然的養成多用字典增加知識的機會。不過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常常看到「虎之卷」(tora no maki)的東西，裡面數學有解答，英作文有模範譯文，理化課本中的習題統統作答出來了，如此，學生就不要辛辛苦苦預習，這卻是害人子弟不淺，但被老師發現一定被沒收。

       至於參考書也很重要的，比如英文的小野圭次郎(簡稱小野圭)，代數幾何的「岩切」，國漢的「塚本」等都是暢銷的良書，最近我在文藝春秋看到有關補習(班)的文章，上面所講的書名都出來了，可見其壽命之長。

       另外在四、五年級的時候，大家都參加「通信添削」(tensaku)，就是今天的模擬考試，每十天寄來一次國、漢、英、數的試題，大約一週內寄回去，然後給你批改打分數再寄回來，此種「通信添削」社最有名的是「歐文社」(現在改為旺文社)，相信那時候的學生大家都熟悉這個名字；有的訂閱「受驗旬報」，有的參加他們的模擬考試(就是添削)，今天「通信削」起家的「歐文社」，從出版英文參考書與英文字典開始，逐漸成為綜合性的大出版社。

       談到字典，雖然要視財力而購買，但英語科必定是三省堂「簡明」(concise)本。(現在不知道出了幾百版，最近由台北大陸書店翻譯出版名曰：大陸簡明英漢字典)，有英日、與日英兩種。那時候的風氣之中，每一班都有一、二個試圖背誦簡明字典從A到Z之最後一頁的怪學生，在課間休息時間、在通學火車上、甚至於軍事演習的休息場合，都手不釋卷、口中唸唸有詞，聽說光復後的一中學生還不難找到此類怪孩子，那就變成台中一中的傳統。

       國語字典首推廣辭林」(三省堂)，漢文字典以簡野道明的「字源」為良書，不過這兩本書都是千頁大冊，買不起的貧窮學生就只好購置小型字典，或者到舊書店買價格可以打五折以下的舊字典。回想起來單單就教科書、參考書、字典等方面來看，要讀台中一中就是要花錢的，但是這種花錢是有收穫的，今天有一種不確實的觀念，認為不想花錢來讀書，那是一種怪事，因為要讀好書必要花錢，所以家長也好、學生也好，必須想辦法去賺錢，母親縫衣賺工錢，父親按戶收集剩飯殘菜飼養兩頭豬，因為此種血汗錢換來的課本與參考書必須徹底用它，紙張用指頭磨薄了，黑線紅線到處畫盡，這那怕書會讀不好呢！此種環境下的學生，確實的感受到父母的愛心，自自然然的會去盡孝道，用此種沒有註解的課本才會去摸索、互相研究而去思想，那麼成年以後這些人就會成為有思想、有苦幹精神的社會人。(今天我們的英文課本後頭有List of Glossary，國文課本每一篇後有註解，真是誤人子弟不淺。)

四、書店與圖書館

       談到讀書，必須談到課外讀本或者看書的地方。學校的圖書館在紅樓(本館)右側，就是校長室的隔壁，佔地兩間教室之寬，一間是書庫，一間閱覽室，地方並不大，在印象中很少人到閱覽室去看書，大概都是老師們查資料所用的。下課後，住宿生就在學生宿舍自習，而通學生各跑各的，學校的閱覽室就很冷清了，那麼跑到那裡去呢?據我的記憶，州立圖書館(現為合作金庫台中支庫，在自由路與民權路口)雖然有寬敞的閱覽室，但不像今日的學生在圖書館看書就是用功的學生。像我五年之間，只有某日下午下課之後與黃維賢去過一次，靜靜的坐了一個鐘頭，裝裝好學生，其實心不在焉，急得離開後與維賢君去吃肉圓。

       說實在的，跑書店倒是我的的樂趣，看新書嘛有中央書局，位於市府路就是現在的惠華醫院(已改為婚紗攝影店)，是木造平房，有許多大陸來的線裝書，商務啦、中華啦等書局的鉛印書。比較大的有棚邊書店，位於平等街與民族路之交叉點(現在的中興旅社)，為木造兩層樓，藏書豐富，不亞於台北的新高堂(現在的東方出版社)，我們的課本也好、參考書也好、月刊雜誌也好，都在這裡購置的。從棚邊書店沿平等街下去在右邊就有池谷書店，房屋雖小，卻代售陸地測量部發行之地形圖，兼辦文具生意，也是我們常去的地方。那時候的兄弟店員光復後各有發展，弟弟在原地方經營創田文具店，兄長在中正路東海大樓經營立田文具體育用品店，已成為台中市的巨賈。繼光街(民族路民權路之中間)有幾家古書店，想起來也是有相當數量的藏書，那些用過的課本、參考書、或者字典之類，大概以半價以下的價錢可以買到的。在自由路現在的彰化銀行總行前面，每到夜晚有夜市，其中有一、二家書攤，那些武俠小說或者銷路不好的寶鑑、指針之類的書很多。

       總而言之，那個時代因為沒有像今天的三日小考，五日大考的考試制度，也沒有像今天的惡補的存在，說起來讀書就是一種享受，而不是像今天讀書慢慢成為一種苦差事，那個時候的學生想起來其學力比現在同級學生低，這是缺點，但是智慧與個性的啟發的機會比較多，這是優點，我想其優劣很難判定，不過說實際的話，我們這一批人戴近眼鏡的卻是不多。

五、教學設備

       民國二十年初期，我們的教學大樓只有一棟，就是所謂的紅樓，供為十班四百個學生之用，除了各班教室外，記得還有物理、化學、生物的實驗室，還有兩間綜合教室(在二樓兩邊)。不過究竟還是一所升學為主的中學，所謂的實驗室還是不常用的，像記憶之中化學實驗室進去實驗的時候都是一層灰塵，國、漢、英、數是我們的重點科目，那麼理化、生物就是為應付升學考試之變相的「暗記科目」。教學大樓雖然是紅磚建築，地板與樓梯是木板的，而且二十年來被前輩們的皮鞋磨平了，走過去的時候發出好像打雷下雨一般的轟隆聲音。兩年前五年級時的國文老師飯島武一先生來的時候，回憶的說：在他剛到任時，不但年輕力壯、火氣也大，聲音如宏雷，我們五年忠班的教室恰在校長室的上面，而且他上課時有一種習慣，即不斷的頓腳，有一天烏龜校長叫他去發牢騷，要求他上課時不要兩腳頓地板，同時派他到台中高女去參觀學習什麼叫做安靜的教學。我們的體育場是在教學大樓與宿舍之間，跑道只有兩百公尺長，那時候的體育老師素質低劣、性格偏激，尤其有一個叫做江崎的老師，外號「青番」，動輒打人，所以我們都不希望上體育課，冬天我們都有柔道與劍道的寒稽古(早晨六點多到校練習特別訓練)，他必定參加，練柔道時用絕招把我們這些小孩子摔得七葷八素，所以大家都怕他、恨他。倒是我們這個學校傳統上，網球是拿手項目，紅樓的後面有三個，西側有兩個水泥網球場，還有兩個籃、排兼用球場，大家喜歡打球，不但如此，我們還遠征到青果合作社或者地方法院的球場去打網球，因而台中一中的網球隊所向無敵，在各種運動會中出盡風頭。聽說今日的母校師生都喜歡打網球，那麼這種運動更成為台中一中的傳統。那時候新的台中體育場與棒球場完成不久，恰好在學校的旁邊，所以上課也好、課外活動也好，常到那邊去。不但如此，台中的老水源地也在這個地方，那個大水塔下面的水泥地板是一個休息的好地方，我們就在那裡聽蟬聲、吃水果、躺午睡。

       想起來，我們第二十期的同學們，不管是住宿生也好、通學生也好，在這麼一個好的讀書環境，度過了少年時代，學業成績的高低並沒有造成優越感與自卑感，體能上與體格上的優劣並沒有造成幫派與孤立，大家都如兄弟般的互相勉勵與愛護，不然的話，過了四十多年的今天，哪裡還會維持著密切的聯繫與永恆的友情。

光復以後蓬勃發展(1945～2000)
 

       台灣光復後，本校於民國三十四年改製為「台灣省立台中第一中學」，學製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之「三三制」，招收新生高初中各三班。校友原擬推舉日據時代服務於本校之林慶先生為校長，然遭當局反對。台灣長官公署於十二月派任金樹榮先生為光復後第一任校長。

金校長福建人，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在大陸時，已任職教育行政多年。接長一中後，其教育理念與行事風格與四十年來日式教育之模式有扞格之處。而過渡時期，由 他校免試轉來一中之學生為數不少，程度參差不齊，故於三十五年舉辦一次先修班考試，及格者不必參加高中入學考試，其他未過關者則編入初中班。後來又同意初 中班也可免試升高一，可見過渡時期行政及學制之混亂。當時學校若干方針朝令夕改，令學生無所適從，因此血氣方剛之學生，便鬧罷課來抗議。帶頭罷課之學生， 皆遭勒令退學。校方與學生之間摩擦不斷，幸賴校友如巫永昌等人居中協調，金校長對這些一中前輩，亦頗能接納他們的見。

        三十五年七月，初中部第一屆（即第三十期）畢業生有一六六人，另招考高一新生一班，初一新生三班。九月，新學期開學，計有高二兩個班，高一四個班，初中部各年級皆三個班。同年成立軍樂隊，為光復後本省各校樂隊之先聲。

民國43年校門(35期鄭崇華校友提供)

省運會大會操

       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全台多處發生暴動，台中難免遭波及。當時學校停課二十天，一中學生挺身而出，護衛學校和校長、老師及眷屬安全。將老師移宿學寮 中寮，學生們則分宿北、南及中寮，保護老師免受暴民攻擊。先前反對校長措施的學生，竟能站出來保護校長，頗令校長驚喜感動。二十多天后，二十一師進駐中 部，台中地區許多師生被捕（如台中師專校長洪炎秋等）。一日，軍隊駕駛大卡車，架重機槍，衝進學校後門，欲搜捕學生，金校長挺身而出擔保，部隊遂離去。

　　同年，中一中成立校友會，由謝東閔擔任理事長。七月，建光中亭，紀念光復及建校光輝事蹟。並整修原武道館為圖書館，增購圖書兩萬餘冊，原柔道館改為科學陳列館，將理化、生物儀器標本、作業成績陳列於一室。

　　金校長於二二八之後，漸漸改變治校作風，廣開溝通之門，傾聽學生意見。師資方面則不再侷限於原來的福州班底，廣泛聘請全國優秀教師，據第四十期校友回憶， 當時很多老師出自大陸名校，有不少老師在大陸時期，即擔任過中學校長、師範校長，或擔任過大學教授，教師陣容極為堅強，使中一中學風更上一層。

　　三十七年，教育部朱部長家模率團抵台視察，評列本校為全國三十九所優良中學之ㄧ，台灣地區僅本校與北一女入選，獲頒獎金二千元。當時學生將獎金用來鐫刻 「毋負今日」碑。七月，光復後高中第一屆畢業生（第二十九期）共六十九人，初中部第三屆（即第三十二期）畢業生一九八人。隔年七月，「毋負今日」碑竣工， 樹立於光中亭前，由李清曉、林瑞貞、廖大舜同學代表樹碑。當時校園有四大地標：大門入口的鐘塔和紅樓、光中亭、題有「養天地正氣，法古今人」的禮堂，以及 建校紀念碑。

前排中為金樹榮校長，前排右二為林丙丁老師，後排右三為鄭崇華校友

　　三十九年，時教育廳長陳雪屏率團來校指導，指定本校為學生生活教育示範學校，並頒獎金一萬元。四十年，本校製作新校歌，由李國棟作詞，鄭家苗譜曲，即今日開頭「雲霞燦爛」版之校歌。

　　四十三年，宋新民接任校長，班級數已增至四十五班，學生二千五百餘人，升學率全台第二。九月奉教育部命令，籌設翁子分部（只辦初中部）。翌年，將原先設立之夜間部九班，由學校利用原有設備，另增添四間教室，改為日間上課。

　　四十五年，原生物實驗室改建為勞作教室，興建自然科學館工程，附電化教室，於四十七年完成，為一幢三層，有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之綜合科學館。

　　在宋校長領導之下，師長對學生的督促十分嚴格，初中部還實施國文、英文、數學的學科能力分班。根據三十五期何清松校友回憶，學生除固定編班外，另依其國 文、英文、數學三科的學習能力（成績的高低），分為A、B、C、D?等四班或五班分別上課。例如第一節課全年級同上國文，若學生國文程度很好，就被分到A 班上課，第二節全年級都上英文，英文程度較差者，就被分到D班上課，第三節上數學，數學程度中等者，就分到B或C班上課。每學期依上學期成績重新分班， 升、留級也是每學期一次。這種制度幾點好處：老師便於因材施教、學生為了榮譽會主動用功、全年級同學有機會彼此認識。實施學科能力分班並無困難，卻有相當 顯著的效果，這是當年台中一中教學的特色。

　　課業之外，對於學生思考、議論方面則十分寬容，當時批評執政黨最烈的「自由中國」雜誌，圖書館每期都有，學生之間不僅廣為傳閱，在週記對學校、社會亦大肆 批評，有一次宋校長對高中部某班告誡：「學校不是議會！」據校友回憶，學生們仍然喜歡議論，且許多校友對「自由開放」的校風，印象特別深刻。另外，宋校長 也喜歡找成績不理想的同學個別談話。

　　四十九年，宋校長調職，由黃金鰲接任。黃校長安徽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接任一中校長之前，已在台中師範擔任十年校長，行政經驗豐富。上任之 初，黃校長對於一中的歷史背景與學校特色下了一番功夫。他的治校原則，只有一個「學生第一，老師至上」。黃校長曾在一篇訪談中提到：「如果一個校長無此原 則，那豈不成了校長至上？任何事情就可能只是為了配合校長想法在辦，怎能有好的成果？」在他七年半任內，大學入學考試，一中出了五次榜首。黃校長認為，那 是因為他堅持此一原則之故。

　　然而， 黃校長更重視「L i b e r a leducation」，他個人稱之為「自由教育」。認為除課業外，高中生更需要課外學藝活動來充實學習生活。到任之第一年，管樂隊成立，並興建敬業樓教 室十八間，於次年八月完工。至五十一年，高中部連同初中及分部，畢業總人數已有一零二三人，校舍空間不足，乃於五十三年，增建麗澤樓教室十八間，於十月完 成。由當時中研院院長王世傑書額，黃校長作記。樓名取《易經》〈兌卦〉：「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文中特勉勵師生「君子相聚講習，傳遞不替，如雨澤相 連潤，說（悅）之盛也。」黃校長治校之願景，於此可見。

　　五十四年，黃校長接受專訪，認為一中在「Liberal education」這方面仍需努力，而非以升學成就為滿足，即使離開一中數十年，其慧眼卓識及深刻反思之處仍令人敬佩。黃校長學問淵博，據四十五期校友 回憶，有一次學生到圖書館借《宋元學案》，館員告訴他校長借去了。而每星期週會，則邀請學者到校演講，如徐復觀、梁實秋、梁容若、蕭一山、趙麗蓮等皆為當 時學有專精，或文史學界的大師，讓學生留下深刻印象。有的班級還會請校長與學者到班上演講。黃校長提倡自由講學與尊師重道的作風，對當時學子影響甚大。據 校友回憶，當年一中校園南北皆種七里香，高逾人身，校園異常幽靜，圖書館附近尤多雅趣。其時班上有同學用筆合抄《王摩詰全集》，有的則讀唐君毅《道德自我 之建立》，另有同學下課則相互辯論曾國藩之事功與文章，文風之盛，由課餘雜談鱗爪，可見一斑。當時一中生在高中階段，便有大學生作學問氣息者，所在多有。

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段茂廷校長（左）陪同當時省主席謝東閔 校友巡視新校

       五十六年，黃金鰲校長調職，由周封岐接任。五十七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教，「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本校初中部停止招生，翁子分部獨立為「省立豐原中 學」，原分部初中部班級由該校接辦，而當時市立一中（今居仁國中）高中部男生共三班，則由本校接辦。為因應學生人數增多，就校內原有宿舍擴建二樓，增加寄 宿生容量一倍，於六月完成。七月，省育廳核定本校設立體育實驗班。

繼任校長段茂廷先生，湖南人，畢業於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是歷任一中校長任期最久者（五十八年至七十年）。五十九年，初中部最後一屆學生六五三人（含分 部）畢業，初中部正式走入歷史，之後學校全為高中部學生，校名定為「台灣省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段校長開始規劃重建校舍，一中今日所見之重要建築物，如 莊敬樓、圖書館、慎思樓、康樂館、改建校門及磚造圍牆等，皆在其任內興建完成。

　　而最能代表一中建築物的紅樓，因校舍老舊，面臨拆除命運，當時校友反彈聲浪頗大。然段校長聽取專業建築師建議及校友省議會議長東閔之支持，紅樓正式走入歷 史。六十年八月，莊敬樓、慎思樓、圖書館竣工，並將學校後面三排平房拆除，闢為三百米跑道之操場，於六十年十一月完工。由於此波校舍改建，所需經費龐大， 學校乃專案報准省府，出售三民路教職員宿舍(即今三民路、精武路口加油站附近)，所得款項作為重建校舍經費，另增建或改建原有宿舍，安置退休同仁。

　　六十四年，校友會成立。共有各屆校友一五八人參加，公推張煥珪為主席。同年校史編纂工作開始，召集人為張耀錡校友。五月，光中亭重建竣工，之後再整建週邊 環境，題為立心園，取「為天地立心」之意。六十六年，興建康樂館，因經費龐大，校友會第一屆理事會展開募款工作，共募得一百二十餘萬元。為紀念校友之盛 意，特將康樂館北面三層樓房命名為「校友館」，地下室作為學生餐廳，於六十八年完工。

 

71年3月2日合唱團榮獲全國金音獎冠軍

 

　　此外，段校長特別重視優良校風的培養，於延攬師資方面，頗為用心。由於當時許多教師都有意願到一中任教，請託關說風氣嚴重，於是到校第四年，即建立教師甄 選制度，以客觀公正立場辦理甄選，擇優聘用。許多優秀教師先後來到一中，成為延續一中優良學風的主力。段校長頗關心學校同仁，據退休老師回憶，校長會主動 詢問家住外縣市之老師，是否需要申請宿舍，避免通車勞頓。中一中在他任內，升學率更向上攀升。

　　段校長任內，學校多次獲全省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冠軍，而國樂社、合唱團、管樂社曾有連續三年獲全國比賽冠軍之紀錄，當時有「三冠王」之美譽。這段時期有高 三生自行創辦文學性、思想性社團，與當時中部大學文學院科系多有往來，談論有關中西名著、思想文化或文學評論等問題，此時期之文風，比諸黃校長時期，不遑 多讓。另外，六十二年起出刊《科學園地》，刊載教師及學生作品，開全國高中校內發行科學專刊之先聲。並辦理各項科展競賽，該年有八件代表中區參加全國科 展，此後歷年均有佳績，如六十四年獲全國物理組、數學組雙料冠軍，六十六年全國科展物理、化學組又拿下第一，至六十七年，已出版《科學園地》六期，被譽為 國內最有成就之科學實驗中心學校。六十八年，開始實施一年級新生體能訓練，降旗後需繞校園跑三千公尺。六十九年再獲全國科展團體組最優獎。

 

 

　　七十年，由湯孝彬先生接任校長，湯校長不僅行政歷練豐富，律己亦樸素嚴謹，領導方面處處顯現長者風範，對學生愛護有加。在處理人事、經費及教師甄聘上，秉持「公開透明」原則，致力於校務之推展，對於教學及研究活動頗為重視。

　　七十一年，籌建新的學生宿舍大樓。同年台北市台中一中校友會成立，公推第十五期校友張添根為理事長，辜濂貞為總幹事。

　　七十二年，開始出版刊載師生研究成果的《中一中學刊》。同年教育部指定本校為改進高中聯招召集學校；教育廳指定本校為數學科教學媒體製作中心學校。

　　七十四年五月一日，創校七十週年校慶舉行閱兵分列式，各界來賓及校友五百多人參加。

　　七十五年，新學生宿舍大樓竣工。

　　七十六年，興建科學館教學大樓。

　　七十六年八月，陳繼統校長接掌本校。成立數理資優班，培育基礎科學人才，繼續興建科學館，美化校園，新建「速豹坦」田徑場，改建網球場、籃球場、排球場並設立中區生物實驗活體供應中心。同時因應解嚴後社會急遽變化，以開明作風成立學生自治團體。

　　八十三年，向教育廳申請到三千萬元興建經費，並經由訴訟程序，取回被民眾強佔的校地，乃著手規劃興建游泳池，實為日後中一中學生能全面學習游泳的推手。

　　八十四年，創校八十週年校慶，張啟仲校友捐贈五百萬元建造入德之門，巫錦源校友捐贈三百多萬元裝修舊禮堂為校史館。

　　八十四年八月，陳時宗先生繼任本校校長。積極推動校務，致力於改善學習環境，如麗澤樓加建外樓梯、搭蓋鋼棚徹底解決各教學大樓漏雨問題、新建游泳池、雙十 路大門及敬業樓易地改建工程等。此外，持續積極推展科學教育並重視人文科學，加強語言訓練及推展電腦教學。

　　八十五年成立美術班，男女兼收，以往清一色男學生的校園，開始有女學生加入中一中行列。

　　八十七年一月，台中一中教師會成立。

　　八十七年九月，改建原自然科實驗室為體育教學大樓，八十八年十月竣工。一樓為重量訓練教室、體育科辦公室及視聽教室；二樓為撞球教室共十五張撞球檯；三、四樓為桌球教室共三十張桌球檯；五樓為舞蹈、體操、羽球皆宜的多用途綜合教室。

　　八十八年八月，蔡瑞榮校長接掌本校。以「學生第一，教學為先」的治校理念，無論在教學及行政各方面均全力以赴。首先，秉持企業經營理念，規劃整理電腦中 心、架設T1校內網路、設置學校網站，注重品質管理，增進行政效能。此外，繼續完成體育運動大樓，增設師生運動休閒場地，並尊重教師專業自主能力，提升教 育專業品質。

　　民國七十六年解嚴後，台灣社會正走向更多元、更開放，改革與新舊價值交替、衝擊的年代，反映在中等教育方面，各校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漸漸展開，各項競 賽活動不勝枚舉，本校基於既有的堅實基礎，在各項領域如電腦程式設計、語文、社團活動、體育、音樂、工藝、自然科學競賽等，皆有佳績。

　　另外，班級型態多元、資訊媒體融入教學與行政以及學生社團活動的蓬勃發展，都為中一中校園帶來現代化的風貌。

三十五期　何清松校友的回憶

曾任台中一中教師、教學組長、校友會總幹事、私立立人高中校長

　　欣逢母校慶祝八十週年前夕，我的感觸與懷念，好像比別人多。因為我心理感覺到：母校─台中一中對我個人的關係好像特別親切。從求學、就業，一直到創業，始終脫離不了對母校的懷抱與照顧。在母校求學六年，任職廿年，以及現在我主持的學校，都是母校給我的機會。

　　我現在的心情就好像一個二十六歲的人，要迎接作八十生日的母親，腦海裡浮現著童年時，母親教養劬勞的一切往事。

江老師的鞭炮

　　民國三十七年的秋天，剛從台中市大同國小畢業。當時家境不好，原想去就業來幫助家計，但是級任導師江錦榮老師早已替我安排報考台中一中初中部，並且殷切鼓勵我參加入學考試。當時有近三千人報考，錄取名額僅兩百人。放榜當天下午，江老師帶著鞭炮到我家門口點燃後，才莫名其妙的知道考取了。從此我和台中一中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也確立了志業的基礎。

爭取第一、保持第一

　　剛踏入母校初中部很不習慣，因為許多位老師的鄉音很重，福州腔、廣東腔、山東腔、上海腔?以及台灣國語，無所不有，聽課很困難。可是經過一個多月，不僅可以適應聽懂各種腔調的國語，而且慢慢對老師有信心，對學校更有信心。

　　當時的校長是金樹榮先生（已經逝世）。他辦學認真，愛護學生，是我們同學的偶像。幾乎全校每位同學都曾到過他公館和他坐談。他所聘請的老師雖然帶有鄉音，可是都是一流大學的高材生。由於校長及老師們樹立了教學、訓導的優良規模，台中一中在民國三十九年由當時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教育部評定，發表為全國三十九所最優中學之一，而台灣省僅我母校台中一中一所(編者：應為二所，另一所為北一女)。當時全校師生莫不雀躍欣喜萬分。金校長馬上創出一句口號「爭取第一，保持第一。」作為校訓。其意是說我們已經爭取到了第一，今後應該保持第一。同時這句話更有一種校史涵義在其中，那就是光復前日本人在台灣實施殖民政策，把台灣人和日本人的教育分開，在全省各大都市，日本人就讀的中學叫第一中學，台灣人就讀的中學叫第二中學，惟獨台中第一中學是台灣人就讀的學校。這是我中華民族台灣同胞千辛萬苦爭取到「第一」的中學。

　　台中一中是在民國四年，中部地區先賢─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五人發起，為本省人增加就學機會，培育民族文化種子，而捐資、捐地所創辦的一所中學。可是在民國十一年，日本政府另成立一所專供日本人就讀的中學，欲取名為第一中學，而有意將母校取名為第二中學時，遭到創校諸先賢的極力反對，因為母校成立在先，日本人的學校成立在後，母校才終於爭取到「第一中學」頭銜。光復前僅我台中一中是台灣人就讀的學校，如台北一中（現建國中學），台南一中均為日本人就讀的學校。台中一中這一頭銜實在得來不易，我們應多加珍惜。可見以「爭取第一，保持第一」為校訓，其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學科能力分班制的創始

　　在母校求學六年中，另一值得回味的是，每一節上下課就背著書包，忙於換教室上課。因為學校實施學科能力分班，學生除固定編班外，另依其國文、英文、數學三科的學習能力（成績的高低），分為A、B、C、D...等四班或五班分別上課。例如第一節課全年級同上國文，你的國文程度很好，就被分到A班上課，第二節全年級都上英文，你的英文程度較差就被分到D班上課，第三節上數學，你的數學程度是中等，就分到B或C班上課。每一節課背著書包（當時流行的US牌書包最耐用，普通書包很快就壞了）跑來跑去。能力分班每學期依上學期成績重新分班，升、留級也是每學期一次。這種制度，個人認為有幾點好處：

　1. 老師便於因材施教。

　2. 學生為了榮譽會主動用功。

　3. 全年級同學有機會彼此認識。

　　這是當年台中一中教學設施的特色。

　　最近教育當局為了國中分班問題，一再討論研究，許多學校提出不少困難和疑惑，殊不知四十多年前在台中一中早就實施了，並無困難，卻有相當顯著的效果。

棋賽與划船

　　當時學校的功課並沒有什麼壓力，經常舉辦各種活動，學生都很樂意參加。例如：演講、辯論、作文、音樂、美術以及戲劇比賽，田徑、球類（尤其網球）、拳擊等對抗賽，象棋、圍棋、橋牌等爭霸賽，游泳、滑舟等團體接力賽等，每一種比賽全體師生都很重視並且共同參與。

　　棋賽冠軍者被封為棋王，每學期要接受挑戰，衛冕成功則繼續坐王位。記得我們同學韓毅雄（現任臺大醫院教授），連續霸佔王位有四、五年之久。

　　台中一中網球隊當時是全省的明星隊，連續六年獲得全省冠軍，教練是林紹熙和林丙丁兩位老師。

　　當時只要是台中一中畢業生都會游泳，學校旁邊的台中游泳池經常是我們上體育課的地方。

　　划船比賽是在台中中山公園舉行，每次比賽都會出現翻舟事件，可是未曾發生意外，因為每位同學都會游泳。

勞動服務

　　記得學校每週排有勞動服務時間，勞動服務包括：打掃校園、割草、挑水肥、搬石頭?等。由許文葵老師（他是台中一中第一屆畢業生）負責指導。他要求很嚴，學生很怕他，如果有人偷懶，屁股會挨上一把柺杖。

　　當年母校所有洗手間都是糞坑式（上大號會有一聲「普通！」），每週必須由我們學生利用勞動服務時間把坑內水肥挑到後面的香蕉園（現已經改建為老師宿舍、科學館和腳踏車車棚）當肥料。記得有一次一位同學不小心，挑到半途摔倒了，弄得滿身、滿地都是黃金。

　　運動場及校園周圍的草，當年好像長得特別快，我們經常要利用勞動服務去割草，跟現在要花錢請人來種草，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更上一層樓

　　轉瞬間，畢業於母校已四十年，當年的授業老師，大部分更上一層樓到大專任教去了，貢穀紳老師曾為中興大學校長，廖英鳴老師曾為逢甲大學校長，馬廣亨老師曾為台中圖書館館長，梁仰芝老師為最高法院推事。而在台大執教者有：齊邦媛、王洪文、王禹生諸位老師。在師大執教者有：陳大絡、陳紹鵬、吳友仁諸位老師。在興大者有陳國成、周惠慈、雷洪音諸位老師。在逢大者有李承章、霍樹、陳立森、揚肖震諸位老師。而譚卓民老師也曾執教於國立彰化師大，因師生濃厚的感情，到現在仍都保持聯繫。我們第三十五屆（民國四十三年畢業）同學，固定常有聚會，老師們如得暇也會來參加，如今同學都有成功基礎，對社會國家有相當貢獻。有的當了部長、司長、將軍、董事長相聚在一起，談起過去，回味無窮，快樂無比，大家異口同聲的說：「若非台中一中，我們哪有今天！」